小编

　　昨日（5月9日），《今晚报》以《近代工业在天津　天津三条石工业往事之一——交河徒工撑起天津三条石》为题报道我区三条石的工业往事。

编者按:

　　1904年，一位13岁的少年背负行囊，从河北农村踏进津门，成为玉升成的学徒。在烟气氤氲的铁铺里熬过四年光阴，汗水蒸腾，炉火淬炼。少年名叫史玉凯，从籍籍无名走到声名鼎沸，在三条石近代民族工业的宏大叙事里留下浓重一笔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分两期介绍天津三条石的工业往事。

　　交河铁匠走进三条石

　　俗语说：“人生有三苦，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”在传统农业社会里，打铁是一份辛苦职业，但在史玉凯身上，这种选择顺理成章。他的老家河北交河是生铁手工业极为发达的地方，农闲时节，打行炉的工匠带上简单工具，沿着水旱两路讨生活，形成往复不息的季节性迁徙。

　　天津最早的打铁铺是交河人秦玉清所开的“秦记”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，秦玉清初到天津落脚，日子很穷。生产的铁器也多应时节所需，春季制作农具，铧、犁、耧角子；天热制作车锏子、车瓦、砧子和铁锤。后来秦记干倒锅活发了家，硬模子锅销售兴旺。秦记培养出的徒工分枝散叶，成为后来天津铸造业的骨干力量。从行炉到座炉，从迁徙到扎根，天津是辐射华北区域城镇乡村的引力场，传统城乡经济关系里的人与物、资与财都往大城市里跑，渐渐地在三条石汇成铸铁行业聚落。

　　三条石的兴起得水利之便，上游的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而下，与南运河夹角而成三角形区域。在津浦铁路尚未延展到三条石周边的年代，丰富的水系滋养了繁荣的商业。1900年以前的三条石大街，有几家很大的货栈，以宝昌名气最盛。每年过了七月半，各色鲜果、山货、药材开始上路，南北运河里载货的船挨挤而下，靠岸卸货，搬进货栈，回程的船只能在密密匝匝的河道里穿裆而上。

　　早期，三条石大街上的铸铁业不脱传统手工业范畴。街东口有几家铁铺，专为船家打聚钉、枣核钉和锚。西口聚集了三合、三义公、金聚成，这是三条石最早的生铁厂。五、六分的简陋厂地，狭窄的沿街门面，不大的化铁炉，四人拉的大风箱。十几个工人，几乎清一色的交河人。年龄小的徒工充当力巴子，干最繁重的体力活。史玉凯学徒生活的艰辛与前辈无异，不同的是时代在变化，天津铸铁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
　　翻砂技术重塑三条石

　　伴随八国联军和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是列强背后的资本、逻辑和欲望，洋货从通商口岸涌进，古老的自然经济法则受到冲击；资本又裹挟大量土货，附庸到世界新兴市场的利益链条之中。

　　庚子之后，三条石铸铁业的产品中开始出现服务城市建设的物件，以及更为精细复杂的机器零件，英票、英币的字样出现在交易备注里，这多少说明了供需市场在发生变化，生产需要迎合洋人、洋行、洋需求、洋市场。

　　金聚成1906年《四路欠款》账目里记载了有趣的细节，德商华丰洋行在金聚成定制了数量可观的机器铸件，再转手送到天成、长盛、有兴各号加工组装。洋行在天津铸铁业市场自由选择配件方和组装方的行为，实际既充当了行业互联的掮客，又充当了资源重组的导引。

　　1907年8月，金聚成花重金请来一位神秘的掌师傅，他在金聚成做了三个月铁活后神秘离开。《薪金支使账》里没有留下掌师傅的姓名，但留下了每月高达14吊的薪资记录，而当时收入最高的看炉技工平均月薪不过8吊有余。掌师傅承担的工作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确知掌师傅来到金聚成的同年同月，金聚成铸造出第一批整套机器。

　　神秘的掌师傅极可能是一位拥有精湛翻砂技术的大师傅。以往生铁业的造模是传统的泥模土法，通过晾干土坯的方式塑型。翻砂是对传统造模技术的革新，使用粘结砂作为塑型材料，通过将下半型放入砂箱底部，填砂紧实刮平，翻转后用同样方法塑造上半型，再组合成完整铸型空腔，将熔化的铁水浇灌入腔体，冷却凝固获得产品。翻砂技术的运用和传播是三条石铸铁业的第一生产力变革。

　　翻砂恰恰是史玉凯学徒时期的核心技术，熟练掌握才能拥有核心竞争力，才能在铸铁江湖里行稳致远。史玉凯后来的人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史玉凯晚年回忆起自己的师承，多少有点传奇色彩，他自称是秦连生的第三个徒弟。

　　秦连生是“秦记”掌柜的侄子，庚子前后只有17岁。当时“秦记”要为英国人打制电线杆下的铁架，请东局子的技师教授翻砂技术，置酒备菜，花了很多钱。但技师并不愿将关键环节示人，只在无人的时候制作。秦连生在工厂里玩耍，因年少并没有引起技师怀疑。这位少年把翻砂的流程眼读心记，竟然掌握了这门技术。据史玉凯回忆，翻砂从“秦记”传播开来，成为天津铸铁业里普遍使用的新技术。

　　从庚子后到一战前，三条石铸铁业因为翻砂技术成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，也因为洋行定制铸件的契机，逐渐分离出铸铁和机器制造两个工业体系，工业生产的上下游链条初步构建。

　　机器厂靠棉花发财

　　与金聚成商业关系密切的天成号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郭天成机器厂，与春发泰、郭天祥同为三条石近代民族机器制造业的佼佼者。郭天成初为铜铺作坊，后因生产织布机一炮走红，成为叫响华北乡村的驰名厂牌，棉花是其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词。

　　从二十世纪开始，棉花成为商品化程度提升最快的农产品，华北平原逐渐成为棉花专业化种植的主要产区。天津作为近代北方最大的工商业贸易城市，依托便捷的港口水运和铁路运输，是联接华北、西北广阔腹地与世界市场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。

　　天津最早的棉花货栈大多集中在三条石，在业务鼎盛的1930年，一包约200斤的棉花，全年交易量多达250万包。“机器厂发财全在棉花行”，这句老话点明了机器厂与棉花货栈的兴荣关系。三条石机器制造工厂出品的打包机、轧花机、弹花机、织布机，多是与棉花加工息息相关的机械。

　　仿造机制洋货是三条石机器制造业近代化的基本路径，也是郭天成业务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。1895年，日本在华设邮电局，进口中桐牌织布机，后由日商田村洋行代理，行销华北乡村，供不应求。郭天成初为田村洋行制作织布机零件，后开始制作整机，打上日本牌号，夜间装箱送至洋行后门，再由洋行包装成日本洋货，高价卖给高阳客商。

　　高阳是华北纺织之乡，向来以织布业发达著称，郭天成从制造贴牌机器到仿制自己的产品与高阳客商不无关系。郭天祥的创始人郭东波曾给郭天成跑外水，据他回忆，郭天成机器厂曾与高阳客商联系，表示能仿制织布机，价廉物美。此后，高阳客商舍弃日本洋货而趋向国货，郭天成仿制田村式宽面织布机行销高阳，人人争相购买“郭”字机器。

　　（待续）